唐代赠别诗中的“南海”与“诫贪”意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广州一直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自秦代开始，广州就是南海郡的属地。虽然后世名称几经更易，但人们依然习惯以“南海”来指称广州和以其为中心的岭南地区。至汉代，包括南海、合浦、交趾等在内的“岭南七郡”皆以海外贸易繁荣而知名。合浦郡的属县徐闻就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谣谚：“欲拔贫，诣徐闻。”(《徐闻谚》)可见，去徐闻以贸易致富，已是时人的共识。晋宋之际的王叔之《拟古诗》以“远行无他货，惟有凤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难为市”叙述当地商业贸易的繁荣。“凤皇子”代指珍稀之物，而“百金”“千金”既道出各类奇珍的连城之价，也描画出市场上争相竞价的热闹情景。

　　受惠于“丝路”的畅通，唐代的广州地区出现了“海胡舶千艘”(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的盛况。龙脑、象牙等名贵物产纷纷涌入。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郑权此时即将赴任岭南节度使，“双旌”即节度使仪仗。而“人皆不忆回”则表明这是一片令人迷恋的财富热土。有时，南来货物的多寡成为人们评判该地区安定繁荣与否的重要依据。大历年间，杜甫在《自平》中就对广州进口的减少忧心忡忡：“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戎干戈密。”而“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殄故见于篇末》)成为人们的共同期待。

　　不过，在缺少制度约束的背景下，这里的繁荣与富足也成了贪腐的温床。早在汉代，扬雄的《交州箴》在回顾了本地的治乱历史后，语重心长地提醒“肉食者”勿要榨取当地财富：“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泉竭中虚，池竭濒干。牧臣司交，敢告执宪。”然而直至唐代，类似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据《旧唐书·卢奂传》载，终玄宗一朝，仅有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卢奂四任岭南节度使能抵御财富的诱惑。上文提及的郑权，在节度使任上也以贪黩知名。据《新唐书·郑权传》载，他应是主动求官岭南。再联想到王建诗的“人皆不忆回”，不难看出这个职位已成为众人争相竞夺的“要津”。直至晚唐，还流传着“人来皆望珠玑去，谁咏贪泉四句诗”(李群玉《石门戍》)的诗句。需要强调的是，以廉洁著称的官员除了上述四人外，还有代宗年间的李勉。据《旧唐书·李勉传》载，李氏在任节度使的四年里，不仅廉洁自律，还以各种方式促进了海洋贸易的增长。杜甫甚至认为李勉的贡献在卢奂、宋璟等人之上：“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

　　尽管如此，唐代的有识之士还是对当地的贪黩之风忧心不已。在赠别诗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劝诫即将赴任的友人“慎莫贪黩”。岑参《送张子尉南海》直言：“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道：“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尝闻君子诫，忧道不忧贫。”这显然是以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古训诤戒其莫要贪恋财货，须常以夫子之道自砺。

　　在劝诫中，“饮泉”“合浦还珠”与“薏苡”是常被提及的典故。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录事》说：“所愿酌贪泉，心不为磷缁。上将玩国士，下以报渴饥。”“酌贪泉”之典出自《晋书·吴隐之传》：

　　(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厉……

　　“贪泉”本可腐蚀人的意志，但吴隐之饮后不仅未改本心反而“清操愈厉”，因而后世常以“饮泉”称颂官吏之清廉。“磷缁”典出《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磷”意为因消磨而导致的损伤。“涅”为染色的原料，“缁”即因染而黑。“心不为磷缁”即不为外物所惑而能守身持正。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也强调：“句漏沙须买，贪泉货莫亲。能传稚川术，何患隐之贫。”句漏本是交趾郡的属县，以出产丹砂闻名。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号稚川)为了炼丹，主动请求出任句漏令。“隐之”即吴隐之。此四句提醒友人应以当地名宦楷模，以养生全名节，莫受贪财之风的影响。张祜亦以“知君还自洁，更为酌贪泉”(《送徐彦夫南迁》)告诫友人应以名节为重，莫因贪财而致毁誉。相比之下，刘长卿的《送韦赞善使岭南》则要委婉得多：“番禺静无事，空咏饮泉诗。”如果“静无事”所凸显的是韦氏的政务能力，那么“饮泉诗”则体现了诗人对其操行的坚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