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人生再艰难，文学仍然在场 | 访谈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王蒙

WANGMENG

王蒙，1934年生，河北南皮人;中国当代作家、学者。1949年后历任青年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新疆文学》杂志编辑，新疆文化局创作研究室干部，北京市文联专业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 1956年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国内外关注。2014年出版《王蒙文集》45卷。曾获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澳门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人生再艰难

文学仍然在场

——王蒙访谈录

王蒙 /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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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四十年的

《这边风景》

张英：《这边风景》夺得茅盾文学奖，我看了《这边风景》，小说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族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完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红旗谱》那种类型的作品，歌颂集体、人民公社、合作化，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三十年后出版这部小说？

王蒙：我是在1971年，三十八岁时写的这个作品，那时候我还在新疆伊犁的“五七干校”，开始写了部分章节，几年时间里，我都在写它，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七十万字，完全是一个大长篇小说的篇幅。

四十年前的中国，在“文革”中，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都要看它的立场和倾向，《艳阳天》《金光大道》是这样，《春潮急》《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也是这样，都是按照当时的宣传政策写的。

《这边风景》也不例外，它没有写到“文革”，但它的话语表达受了“文革”的影响，我无法超越时代。

我也试图挽救、删改这部作品，但小说体量太大，小说人物达一百个，不可能推倒重新来过，索性就尘封起来。

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它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不可摧毁。

四十年后，王山和刘颋找到了手稿，非常喜欢，也让我有了自信。我觉得也到了可以淡化政治和时代背景的阅读时代了。你在北戴河采访我的时候，我正在校订这部作品，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校订完，后来交给了花城出版社。

张英：《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是在“文革”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写出来的。很多作者，即使是写过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发表出版。如果作者不是王蒙，可能这本书根本就出版不了。

王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我不可能颠覆我自己，不可能对于年轻的自己打一耳光，那个我也是王蒙的一部分。

《这边风景》记录了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我三十八岁到四十七岁之间的人生，一条鱼的中段部分。在七十九岁的时候，我眺望到三十八岁时的我，我那个时候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一线基层去扎根，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

虽然今天来看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维吾尔族人的衣食住、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什么都写到了，人物鲜活，细节生动，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

我也受当时的影响，拿《这边风景》来说，这里面尼牙孜这个人物多少受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小腿疼”的影响；我笔下的“我”也受他的影响；因为浩然塑造过忠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肖长春，我写伊力哈穆也受影响，但我笔下的伊力哈穆比浩然写的肖长春多了一点人间烟火。

他还有一个堂弟，艾拜都拉爱上雪林古丽，雪林古丽是从南疆喀什噶尔来的。新疆土地辽阔，山河处处，多民族的地方，文化多元，应该可以正常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