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人生再艰难，文学仍然在场 | 访谈

我从1988年就开始辞职，到1989年，我就坚决地辞去了文化部长的职务。这里头有一个原因，我说如果要让我继续干文化部部长的话，我就不会继续再辞职了。为什么呢？我就卷入这种惊心动魄又曲折神秘的这种政治斗争。那么我的那种好斗的心也会起来，我那种跟别人进行斗智斗勇的心情也会起来，那王蒙就没有了。写小说的王蒙就没有了，写诗的王蒙更没有了。

张英：辞职后，你后悔吗？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也许就能成为茅盾之后和郭沫若、周杨那样，非常成功的一个管理文化的领导人。

王蒙：不，我非常庆幸1989年离开文化部的工作岗位。你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的作品集，这四十五卷，最多就是在我离开文化部之后写的作品。我当文化部长之前，大概是七卷或者八卷左右，其他三十几卷都是离开文化部以后写的。

所以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我非常庆幸，这是从写作上说。再一个，我喜欢旅行，我出访过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十多个地方也是在我离开文化部的岗位以后，我有了时间才去的。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我是觉得离开文化部的工作岗位，对我来说比较好。而且从我个人的性格上来说，虽然我也能言善辩，虽然我也能够有一定的政治上的敏感和机敏，但是我毕竟还是个文人、作家，更喜欢一些性情上的东西。

我更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脱离一下那个官化的谱系，能够给自己精神上、语言上、写作上更多的空间。所以从我艺术空间这点上，我相信大家就会理解我不想长期地或者不想把自己主要的身份变成一个官员。

我觉得自己要再做下去，就回不来文学了，回不到这种创作的心态，而这种文学创作的心态，我是宁可放弃别的，都不能放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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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处境是新中国以来最好的

张英：现在在文学创作中，还有少数文学禁区，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蒙：我们在某一个时期说，不要纠缠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前三十年过去了，大家还不能谈这些问题，如果再过三十年，还不能谈这些东西，它就会造成一种危险，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上上下下，能不能都用一个平常心，面对这个问题。比如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党走了许多弯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走过各种不平坦的道路，对这些历史，我们要理解它，又要从里头总结经验和教训。

我们要学会一种面对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睁着眼睛看”，就是什么事不能不好看就不看了，或者不好看就不提它了，因为你一时不提它可以，它不会长久就不存在。

张英：内地很多学者在民国史研究、国民党史研究上面，基本上大事情全部搞清楚了，但是新中国史和共产党史，是一个问题。

王蒙：单是党史我就非常感慨了，1998年我到美国去，到匹兹堡大学讲研。接待我的是一个女教授，我就问人家，你的专业是什么？她说是中共党史，她还是中共党史专家。所以这个党史，不仅仅在中国是一门学问，或者还是一门必修课，当时对于党员来说，也是党课教育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在美国它也是一门学问，人家也有人研究。

另外有人告诉我，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共党史，台湾地区也有研究版本，早在我们出版书以前，现在我们也出了一些书，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重视。这正说明这个东西可以由一些不同的版本来丰富完善。

张英：在前三十年，文艺曾经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心，但后三十年，文艺似乎无关大局。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王蒙：现在大家都去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了，传播手段也现代化、大众化了，文艺变成了一个解闷的东西、娱乐的东西，里面的思想含量越来越少，无厘头的逗笑越来越多，真正的文化越来越少，表面上做样子吸引眼球的东西越来越多。包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个缶，其实是一个假乐器，这么重要的场所演出，把假乐器当真文物来看待，让世界误以为中国有这样一个古代乐器，简直是开玩笑。一方面我们在破坏很多文物，一方面我们又制造很多伪文物，这个也是让人担心的问题。

张英：你说，1979年以后对新中国文艺来说，是最好的时期，这句话是基于什么基础上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