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断的手

我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父亲是土耳其宫廷的翻译官，他顺便做一些有利可图的买卖，推销芬芳的香精和丝绸。他给了我良好的教育，有时是他亲自给我上课，有时是他请教士给我授课。起初，他指望我有一天来接管他的商店。可是，当我显示的才能超过他的期望时，他又听从朋友的劝告，让我去学医，因为一位医生在君士坦丁堡显然要比江湖郎中幸运得多。

当时，我们家来了许多法兰克人，其中有一个劝说我的父亲，让他把我带到他的国家去，带到巴黎去，他说，在那里可以免费学医，而且可以学得最好，等他回去时，他可以给我提供出国的路费。我的父亲年轻时也常常走南闯北，他立即同意了。法兰克人告诉我，三个月以后就动身。

听到能够去领略一下异国的风光，我真是喜出望外，巴不得立刻就上船。法兰克人终于做完了他的生意，准备动身了。出发的前夕，父亲带我走进他的小卧室。我看到桌子上堆放着许多漂亮的衣服和武器。此外，吸引我目光的还有一大堆金子，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金子堆在一起。父亲在那里拥抱了我，说：“瞧吧，我的儿子，我给你准备了旅途上穿的衣服。这些武器也是给你的。它们还是从前我到外国去的时候，你祖父亲自给我佩在身上的。我知道你会使用它；如果你遭到了攻击，就用它们狠狠地打击敌人。我的财产并不多。你瞧，我把它分成三份，其中一份给你，另一份作为我的生活费用，第三份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它可以在你艰难的时刻供你救急用。”

年迈的父亲说完这些话，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他也许预感到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旅途很顺利。我们很快就到了法兰克人的国土。又走了六天，我们到了大城市巴黎。我的法兰克朋友给我在城内租了一间房，劝我花钱要小心，我一共有两千银币。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年，学到了一个医生所应该掌握的知识。但是，要是说我喜欢呆在那里，那是在说谎，因为我并不喜欢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再说，我在那里只有少数几个要好的朋友，不过，他们都是年轻而又高尚的人。

后来，我越来越思念家乡。我在离家的这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因此，有一天，我抓住一个好机会，动身回家了。

事情是这样的：法兰克人的国家向土耳其王朝派遣了一个使团，我应聘当了随团的外科医生，幸运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我发现父亲的房子已经上了锁，邻居们看到我回来了都很惊讶，并且告诉我，我的父亲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了。从前给我上课的教士把钥匙交给了我。我孤单单地独自走进这幢毫无生气的房屋，看到父亲留给我的一切都还在，只有父亲答应给我的那堆黄金不见了。我向教士问起这件事，他朝我鞠了一个躬，说道：“你的父亲去世了，他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他把黄金赠给教堂了。”

我对此始终不能理解，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任何证据指控教士，只能庆幸他总算没有把房屋和财产都当做父亲的赠品统统拿走。这是我回家后遇到的第一件倒霉的事。从这时起，打击一个接着一个，我顿时陷入了困境。我作为医生的名声始终没有传开，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沿街去叫喊。另外，我又处处感到缺乏父亲的推荐，要是他还在，早就把我推荐给富贵人家了，可惜现在没有人再会想起可怜的察莱科斯了。唉，父亲的货物也难以推销出去，因为父亲一死，一些老主顾失掉了，要找新主顾，只能慢慢来。

有一天，我正在为我的处境担忧，突然想到我在法兰克的时候，常常遇到我的同胞周游这个国家，在许多城市的市场上摊开他们的货物。我记得大家都喜欢买他们的货物，因为它们是外国货，这样的买卖可以获得百倍的利润。想到这里，我很快做出了决定，卖掉了父亲的房子。我把得到的钱留下一部分，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保管。然后，我用其余的钱买了许多在法兰克很稀罕的货物，如方巾、丝织品、香膏和油料等。我在一只船上租了个舱位，于是第二次踏上了去法兰克的旅程。

船驶过达达尼尔海峡后，我的命运似乎又好转了。我们的航程很短，也很顺利。我在法兰克走遍大大小小的城市，到处都遇上乐意购买我的货物的顾客。我在君士坦丁堡的朋友不断向我提供新的货源，我又一天天地富了起来。终于我积攒了一大笔钱，认为可以从事一笔大买卖了，于是带着货物动身去意大利。当然，我还得承认，我的医药知识也帮了我的忙，使我赚了不少钱。我到了一个城市后，写了些告示到处张贴，说城里来了一个希腊医生，医术很高明，已经治好了很多人的病。的确，我的药膏和药品帮我赚了许多钱。后来，我又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我打算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为长期奔波，很劳累，想休息一阵，再说我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是，我在城内圣克鲁策区租了一间店铺，又在不远的客店里租了几间漂亮的房间，房间外面有阳台。接着，我到处张贴告示，说我既是医生又是商人。我的店刚刚开张，顾客就像潮水般地一拥而入。虽然我的货物价格略微高了一点，可是卖得还是比别人的快，因为我对待顾客又体贴又友好。

我在佛罗伦萨愉快地度过了四天。这天傍晚，我正要关门打烊，像往常一样盘点香膏的存货时，突然在一只小香膏盒内发现一张纸条，我已经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把纸条放在里面的。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一张请柬，邀我在深夜十二点到一座名叫古桥的桥上去。我思来想去，想了好久，也想不出邀请我到那里去的人是谁。我在佛罗伦萨没有一个朋友，我想，或许有人想私下请我去给病人看病，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决定应邀前去。为预防万一，我带上了佩刀，这把刀是父亲以前送给我的礼物。

快到半夜时，我动身去了，没多久就来到桥上。我看到桥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于是决定等那个邀请我的人露面。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月光皎洁。我低头看阿尔诺河，河水泛起的层层波浪在月光下闪烁，一直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城内教堂的钟敲了十二点，我站起身来，突然一个裹着红斗篷的大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用斗篷的一角遮住了脸。

起初，我的确有点惊慌，因为他是突然出现的。不过，我很快就镇静下来，说道：“你既然约了我来，那就请你说说，有什么吩咐？”

披红斗篷的人转过身去，慢慢地说：“跟我来！”

单独跟这个陌生人一起走，我心里真有点害怕。我没有动，说道：“不行，亲爱的先生！你能够先告诉我去哪里吗？另外，你也可以把脸露一下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对我怀有好意。”

披红斗篷的人似乎不理会我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察莱科斯，那你就留下吧！”说完，他就走了。

我很生气。“你以为，”我大喊一声，“像我这样的人可以随便让一个傻瓜愚弄吗？在寒冷的夜晚，我该白白地等候吗？”

说完，我三步并作两步跳了上去，一把抓住他的斗篷，叫得更响了，同时我的另一只手握住了佩刀。不料，我虽然抓住了斗篷，但陌生人却消失在下一个拐角处，不见人影了。我的怒气渐渐地平息下来，我想红斗篷在我手里，我就有了一把钥匙，它可以帮我解开今晚这次奇遇之谜。我披上斗篷，顺原路走回家去。我刚刚走了一百多步，只见一个人挨着我的身边过去，用法兰克语对我说：“伯爵先生，你要多加小心，今夜无法可想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过头去看，那个人已经走掉了，我只看见他的身影从房屋旁边飘然而过。我知道，那句话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穿斗篷的人说的。可是，我仍然弄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早晨我努力思考该怎么办。起先，我想让人拎着红斗篷去叫喊，说是我拣来的。可是，转而一想，那个陌生人可以通过第三者把斗篷领回去，这样的话我仍然不能搞清事情的原委。我一面思考，一面仔细地打量那件斗篷。它是用厚实的热那亚天鹅绒缝制的，颜色紫红，用阿斯特拉夏毛皮镶边，金线刺绣。华丽的斗篷使我有了新的主意，我决定把它送进我的店铺，高价出售，我知道这样高的价格是找不到买主的。我的目的就是对前来问起这件斗篷的人仔细看上几眼，从成千上万的人中把那个陌生人辨认出来。我相信，他丢失了斗篷，一定会来找的。这件红斗篷异常漂亮，吸引了每一个顾客，想买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和那个陌生人相像，也没有人愿意出二百金币的高价购买它。让我感到惊奇的还有，每当我问起别人，在佛罗伦萨是否有过这样的斗篷时，所有的人都回答说没有，还肯定地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精巧、这样贵重的皮货。

傍晚，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常来我的店里，今天他也一再地讨价还价，想买这件斗篷。他把一袋金币扔在桌上，叫道：“请上帝作证！察莱科斯，我就是成为乞丐，也要把你的斗篷买下来。”

说完，他就开始数钱币。这下我为难了，我出卖这件斗篷，只是为了吸引那个陌生人的注意，现在来了一个傻小子，竟肯出这么高的价钱买它。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卖给他，何况，我另外有个想法了，那天晚上我出去冒险，今天可以拿这笔钱作为补偿。

那个年轻人披上斗篷走了。可是，他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原来他发现衣服上挂着一张纸片，他顺手拿下，扔给我说道：“察菜科斯，这里挂的纸片大概不是斗篷上的吧？”

我不经意地拿起纸条，可是一瞧，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在今夜同一时间把斗篷送到古桥上，四百金币正等着你！”

我站在那里像遭到五雷轰顶。我就这样白白丢了一笔钱财，我的目的完全落空了！不过，我很快回过神来，马上包起二百金币，朝买斗篷的人追了上去，说道：“好朋友，我把金币退给你，你把斗篷还给我，我不能把它卖给你！”

起初，这个人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他看到我是当真的，不由得发起火来。他骂我是蠢货。最后，我们打了起来。我真幸运，在混战中我把斗篷从他手里夺了回来。我正想溜走，这个年轻人急忙喊来了警察，把我拖到了法院。法官听了控告，非常惊讶，于是把斗篷判给了对方。我只好跟年轻人商量，如果他把斗篷让给我，我除了退还二百金币外，再加二十枚、五十枚、八十枚，甚至一百枚金币。我靠请求办不到的事，靠金钱就办成了。他收下我的金币，我带着斗篷得意地走了。在佛罗伦萨，全城的人都把我当做一个白痴。可是，我对别人的议论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比他们更清楚，在这笔买卖上我还能赚钱。

我焦急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大约和上一晚同一时刻，我把斗篷夹在腋下，朝古桥走去。随着最后一声钟响，一个黑影从夜幕里走出来。一点也不错，他正是昨夜的那个人。

“你把斗篷带来了吗？”他问我。

“先生，带来了，”我回答，“不过，它花掉我整整一百枚金币。”

“我知道，”那个人回答说，“看吧，这里是四百。”

他和我一起来到宽阔的桥栏旁，数起了金币。正是四百。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看到钱币的光辉我心花怒放。唉！没有料到它竟成了我心中最后的一次欢乐。我把金币藏在口袋里，想看看这位好心的陌生人。陌生人脸上戴着面具，只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可怕地盯着我。

“谢谢你，先生，谢谢你的好意！”我对他说，“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不过，我得预先说明，违法的事我不干。”

“不必担忧，”他一面回答，一面把斗篷披在肩上，“你是医生，我需要你的帮助，但不是治疗一个活人，而是处理一个死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惊奇地叫起来。

“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国度。”他说，同时示意我跟他一起走，“我和她住在我的一位朋友那里。昨天，我的妹妹得急病死了，亲戚们准备明天把她安葬。按照我们家族的旧风俗，每个人死后都必须安葬在祖先的墓地里。很多死在异国他乡的人，也要经过防腐处理以后运到那里安葬。现在我把妹妹的尸体交给亲戚去处理，不过我至少要把她的头颅带给我的父亲，让他能看她一眼。”

这种把亲人的头割下来的风俗真让我毛骨悚然，可是我也不敢表示反对，生怕冒犯了这位陌生人。于是，我对他说，我可以给死者进行防腐处理。说完，我请他带着去看死者的遗体。但我还是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如此神秘，而且安排在夜里处理。他回答说，他的亲戚认为他的想法太残酷，如果放在白天做，他们会阻止他这样做的。不过，一旦把头颅取了下来，他们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本来，他可以把脑袋带来，交给我做防腐处理的，只是一种天然的感情阻止着他，使他难以下手亲自取下妹妹的头颅。

我们边说边走，来到一幢宽敞而又华丽的房子前。那个人指了指房子对我说，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我们从房子的大门走进去，又进了一扇门，陌生人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在黑暗中，我们顺着狭窄的螺旋形楼梯走上去，来到一条灯光暗淡的走廊上，穿过走廊进入一个房间，房间的天花板上亮着一盏灯。

房间里有一张床，床上躺着那具尸体。陌生人转过脸去，似乎不想让我看到他眼里的泪水。他指指床，吩咐我妥善、利索地把事情办好，说完就走到门外去了。

作为医生我总是带着手术刀。我把刀取了出来，走到床边。尸体只露出个头，它是那么漂亮，我心里不由得感到怜悯。死者乌黑的头发编成长长的发辫，垂了下来，脸色苍白，眼睛紧闭着。我按照医生截肢的惯例，先用刀在皮肤上划了一下。然后，拿出最锋利的手术刀，一下子割断了喉管，啊呀，多可怕呀！死者忽然张开了眼睛，很快又闭上了，她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似乎这时候才断气。我正看着，一股热血从伤口里冲着我喷出来。我深信，是我杀死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现在她必死无疑了，因为这样的伤势是谁也救不了的。我面对这一切惊恐极了，呆呆地站了几分钟。难道是穿红斗篷的人欺骗了我？难道他的妹妹仅仅是假死？我觉得有可能是假死。可是我不能告诉死者的哥哥，要是慢一点动刀，也许她会醒来。现在只好把她的脑袋全割下来。忽然死者又呻吟一声，痛苦地挣扎了一阵，才真正死去。我害怕极了，惊恐地冲出了房间。

外面走廊里一片漆黑，原来灯火已经熄灭，陪我来的那个人也不见了。我只得沿着走廊的墙壁，摸索着向楼梯口移动。终于我找到了楼梯，跌跌撞撞下了楼。下面也没有人，门虚掩着。我走到街上，这才放心地吸了一口气，因为在那幢房子里我实在吓坏了。我一溜烟地奔回我的住所，把自己埋在床上的被褥里，想把我干过的可怕的事忘掉。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天亮时，我只得告诫自己，千万要镇定。我模模糊糊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卑鄙的勾当，诱骗我干这件事的人也许不会告发我。我决定马上到我的店里做生意，而且要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可是天哪！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使我增加了苦恼。我的便帽、我的腰带和我的佩刀都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把它们忘在死人的屋里了，还是在匆忙逃跑时丢失了。我感到多半是第一种情况，如果是这样，人们会发现我就是凶手。

我按平常的时间开了店门。我的邻居又像每天早晨那样向我走来，他是一个喜欢谈天的人。

“喂，你对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他问。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什么？全城都在议论纷纷，你竟然不知道？你不知道佛罗伦萨最美丽的市花，总督的女儿比安卡姑娘，昨天夜里被人杀掉了？啊！我昨天还看到她兴高采烈地跟未婚夫乘车在大街上驶过，今天他们本来要举行婚礼了。”

邻居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似的刺在我的心上。今天，这样的痛苦反复地折磨着我，因为我的每一个顾客都要讲述一遍，而且越讲越可怕。当然，谁也描述不了我亲眼见到的恐怖景象。快到中午时，法院的一名官员走进我的店铺，叫我把周围的人支开。

“察莱科斯先生，”他取出我丢失的全部东西，“这些是你的吗？”

我思考着是否应该彻底否认。可是，当我透过半掩的门看到房东和几个熟人时，我想他们一定会出来反驳我。因此，为了不至于把事情弄得更糟，我决定不说谎，承认东西是我的。法院的人要我跟他走一趟，他把我带进一幢大楼，我马上认出这是监狱。他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

我孤零零地关在里面。想起往事，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可怕。我不断地想着我已经杀了人，虽然我不是故意的。当然，我也不能隐瞒，是金钱的光泽耀花了我的眼睛，否则，我也不会如此盲目地落入圈套。我被关押两小时后，又被带出了牢房，走下几级楼梯，来到一间大厅里。厅里有一张长方形桌子，桌上铺着黑布，周围坐着十二个人，大多是老人。大厅的两旁摆着几排长凳，坐满了佛罗伦萨的显赫人物。高处的楼厢里，拥挤地站满了观众。当我走到铺着黑布的桌子前面时，一个脸色阴沉忧伤的人站了起来，他就是总督。他对周围的人说，作为父亲，他不能亲自审理这件案子，这次他让年纪最大的议员审理。这位年纪最大的议员是一个老人，至少也有九十岁。他弯腰曲背地站着，两鬓斑白，但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他声音洪亮、清晰。他问我是否承认杀了人。我请求他听我的申辩，然后无所顾忌地大声谈起我所做的事和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看到，总督在听我说话时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我刚说完，他马上站了起来，愤怒地咆哮着。

“怎么？讨厌的家伙！”他对我大喊大叫，“你谋财害命，犯下了弥天大罪，现在又想嫁祸于人？”

议员叫他停止讲话，因为他已经主动把权力让给了他，而且，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我是谋财害命，因为正如总督自己所说，死者什么东西也没有被偷掉。是的，他还有话要说，他要求总督必须说明他女儿以前的生活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断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接着，他宣布休庭，等总督交出死者的书信后再做出判决。

我又被送回监狱，在这里度过了悲惨的一天。我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愿死者和披红斗篷的人之间的关系能显露出来。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走进法庭大厅。桌上摆着好几封信。老议员问，这些是不是我的笔迹。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信，发现信上的笔迹和我收到的两张纸条上的笔迹一样。我向议员们说明了这个情况，可是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议员们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写的，因为信上的签名是一个让人难以辨认的Z字，这恰恰是我名字的起首字母。这些信里充满着对死者的威胁，对她即将举行的婚礼提出了警告。

总督关于我的人品的陈述似乎特别离奇，这一天，他们对我更加不信任，更加严厉了。我认为他们一定可以在我的房间里找到那些纸条，并要求他们拿出来，以便为自己辩护。可是他们说已经搜查过了，什么也没有找到。审讯结束时，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第三天，我又被带进大厅，他们向我宣判，说我犯了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我的一切完了。我抛弃了人间那么珍贵的一切，远离家乡，然而在我风华正茂时却要无辜地死在刀斧之下！

这是个决定我命运的可怕的日子，晚上，我孤孤单单地坐在牢房里。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我只想到死。忽然，我的牢门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来，他不声不响地打量我很久。

“察菜科斯，我又把你找到了，是吗？”他开口说。

牢房里灯光暗淡，我没有认出他来，可是，他的声音唤起了我对往日的记忆，他是瓦勒狄，是我在巴黎求学时认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他告诉我，他是偶然来到佛罗伦萨的，他的父亲是这里的头面人物。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因此过来看看我，另外也想听我说说怎么会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的。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听了十分吃惊，于是要求我把一切都讲给他听，他对我说，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别让他从这里离开时带走一句谎话。我对他发了一个重誓，保证说的全是真话。我说，我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被金钱的光泽迷住了眼睛，没有能够识破陌生人的花言巧语。

“那么你根本就不认识比安卡？”那人问。

我向他保证，从来没有见过她。瓦勒狄告诉我，总督急于要法庭对我做出判决，这就意味着这件事里深藏着一个秘密。现在，城里谣传，我和比安卡早就认识，因为她要和另一个人结婚，我为了报复，就把她杀了。我说，这个罪名加在披红斗篷的人身上倒完全合适，可是我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这桩杀人案。

瓦勒狄流着眼泪拥抱我，答应尽力为我奔波，至少也要设法救我的命，我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可是我知道，瓦勒狄是个聪明的人，又懂法律，他会想一切办法救我的。我在惶恐中度过了艰难的两天。最后，瓦勒狄又来了。

“我带来了安慰，虽然是一种痛苦的安慰。你的命保住了，并可获得自由，但必须砍掉一只手。”

我十分感动，连忙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对我说，总督十分固执，他不答应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可是，为了显得公正，他终于同意，如果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找到一个类似的案件，那么，对我的判决就可以跟那个案件的判决一样。我的朋友和他的父亲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在古书堆里翻阅，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一样的案件。它的处分是“斩断犯人的右手，没收他的财产，把他永远赶出国门”。这也成了对我的处分，我必须挨过这一痛苦的时刻。我把手搁在市场的砧板上，被砍了一刀，一股热血喷涌而出，这种可怕的景象，我就不细细描述了！

瓦勒狄把我接到他的家里，我就住在那里，等我伤口愈合后，他又慷慨地送给我旅费，因为我辛苦赚来的钱都被法院没收了。我离开佛罗伦萨，来到西西里岛，再从那里搭乘我所找到的第一艘海船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从前我交给朋友一笔钱，托他保管，现在我把希望全寄托在这笔钱上了，我还请求他让我在他那里住下。可是，他却问我，为什么不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一听，惊讶得目瞪口呆！

他告诉我，一个陌生人以我的名义在希腊人住宅区买了一幢房子。陌生人还对周围的邻居说，我不久就要回来了。我和我的朋友马上到那儿去，受到了熟人们的热情接待。一位老商人交给我一封信，那是替我买房子的陌生人留下的。

我打开信，念道：“察菜科斯！有两只手愿意不停地为你操劳，你就不会感到失去了一只手。你所看到的这幢房子里的一切财物都是你的。每年都会有人给你送上足够的钱财，你将成为那里的大富人。但愿你能原谅一个比你更加不幸的人！”

我能猜到这是谁写的信。那位商人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说，这是个陌生人，看上像法兰克人，身披一件红斗篷。我心里明白，那个陌生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良知。我看到房子里一切都布置得尽如人意，还有一间房间里堆满货物，它们比我以前的货物更漂亮。

从那时起，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多半是由于老习惯难改，并非由于需要，又踏上了经商的旅程。然而我永远不再踏上那个使我遭到不幸的国土。我每年都收到一千枚金币。我很高兴地知道，那个不幸的人很高尚，虽然如此，他还是难以买走我心灵上的苦恼，因为比安卡被杀害时的惨状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

希腊商人察莱科斯讲完了故事。大家听了都很同情他，尤其是那个陌生人显得更激动，他深深地叹息了几声。穆莱似乎觉得自己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们对这个故事还谈了很久。

“那个人使你失去了一只手，甚至使你的性命也有危险，难道你不恨他吗？”陌生人问。

“以前，有一段时间，”希腊人回答说，“我的心也向上帝控告，控告他给我带来了苦难，毒害了我的生命。可是我又在对天父的信仰中找到了安慰。这个信仰要我去爱我的敌人，也许他比我更加不幸。”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陌生人大声说，他激动地跟希腊人握了握手。

卫队长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神色忧虑地走进帐篷，告诉他们，不能在这里休息，因为这里常常是商队遭到袭击的地方。而且，据守卫反映，他们已看到远处有一些骑马的人在活动。

商人们听到消息后十分惊愕。陌生人塞利姆对他们的惊慌失措感到奇怪，说他们装备精良，足能对付一些阿拉伯的强盗，根本用不着害怕。

“是的，先生！”卫队长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一群草包，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睡觉。可是最近，可怕的奥尔巴桑又出现了。对他，可得要多加小心。”

陌生人问起奥尔巴桑是什么人，老商人阿赫迈德回答说：“对这个奇怪的人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一个超人，可以一下子战胜五六个人；有的说他是个勇敢的法兰克人，因为遭到不幸才来到这里；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个臭名远扬的强盗和小偷。”

“你可不能这么说，”商人中有位名叫勒察的反驳道，“他虽然是个强盗，却是个高尚的人，我可以拿我弟弟的遭遇作为例子，说明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他把他的人马训练成一支守纪律的队伍，只要他在沙漠上走动，别的队伍就不敢出头露面。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抢劫，只是向商队收取保护费。向他交过费的人，就不会受到伤害，因为奥尔巴桑是沙漠的主宰。”

旅客们正在帐篷里议论纷纷，可是布置在营房周围的警卫开始惊慌不安起来。远处，半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出现了一大群全副武装的骑手，他们好像径直朝营房奔来。有一个警卫走进帐篷，通告他们可能会遭到袭击。商人们商量该怎么办，是冲向他们还是严阵以待。阿赫迈德和另外两个年迈的商人主张防守，火爆性子的穆莱和察莱科斯主张迎战，他们要求陌生人赞同他们的意见。陌生人却若无其事地从腰带里抽出一块绣有红星的小蓝布，他把蓝布绑在一支长矛上，吩咐一个奴隶把长矛插在帐篷上。他说他敢用生命担保，那些骑手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就会平静地绕道而过。穆莱不相信，但一个奴隶还是把长矛插在帐篷上了。这时，帐篷里的人都拿起了武器，紧张地等待着，准备与那些骑手厮杀。那些人好像看到了帐篷上的信号，他们突然改变了方向，绕过营房，向远处奔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旅客们惊讶地站在那里，一会儿看着骑手的背影，一会儿看着陌生人。陌生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营房前，眺望着远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穆莱终于打破了沉寂，大声说：“神通广大的陌生人，你究竟是谁？你只用一个信号，竟然制服了沙漠上野蛮的狂徒。”

“你可是过高地评价了我的本领，”塞利姆·巴鲁赫说，“我是从监禁我的地方逃跑时带走这个信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明白，谁在旅途上带上它，谁就会受到有力的保护。”

商人们都向陌生人道谢，称他为救命恩人。那些骑手确实是人数众多，商队是很难长时间抵挡他们的。现在，大家可以放心地休息了。当夕阳西下，晚风掠过沙漠时，他们又出发了。

第二天，他们走到离沙漠的尽头大约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安营休息。旅客们又聚在帐篷里，商人勒察说：“昨天我对你们说过，可怕的奥尔巴桑是个高尚的人。今天，请允许我用我弟弟的遭遇来证明这一点。我的父亲是阿卡拉的法官，他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二十岁那年，被我的叔叔叫了去。他让我继承他的遗产，条件是必须留在他身边，直到他去世。可是他一直活了很久，直到两年前我才能回到家乡，所以根本不知道我的一家遭到何等可怕的命运，仁慈的真主又是怎样改变了这种命运。请听我讲一讲援救妹妹法特迈的故事吧。”